【赵明福逝世14周年特辑】
“是法办与惩罚较为适切，抑或宽恕与遗忘较为妥当？”
这是杭廷顿（S.P. Huntington）在《第三波：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》（The Third Wave: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）所提出新兴民主国家遭遇的重大难题。
换句话说，威权政体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相继历经民主转型后，应当如何处置前朝斫害人权等罪行的施暴者和蒙难者？
这同时也是二三十年来政治学界所探讨的转型正义（transitional justice），即新任民主政府面对类似挑战时采取的各项补救措施。杭氏当时虽未使用“转型正义”一词，实际上书中已作大篇幅讨论。
各国民主转型过程迥异，加上新旧政权的权力结构不同，选择的转型正义措施也大相径庭。一般来说，主要包括揭露真相、起诉加害者、赔偿受害者、追思与纪念、和解措施、制度改革，最终确保不再重蹈覆辙。这些做法都是环环相扣的，任何权衡取舍或便宜行事，都不利于转型正义工程推行。
威权政府倒台后，新政府就任之初是马来西亚推动转型正义的最佳时机。不过，两度上台的希望联盟先后与马哈迪和扎希结盟，如此政治妥协导致新政府无法在政权转移的黄金时间内推动转型，保守势力亦得以继续残存。这种情况形同威权与民主之间拉扯的延长赛，转型正义被排除在改革清单之外，但这不代表主事者只能双手一摊、一筹莫展。
转型正义是一国迈向真正民主的必经过程。这些与时间赛跑的工作，将无可避免地挑战旧结构、旧价值，亟需透过民意沟通来提高社会共识。维持现状，抑或改变，往往取决于执政者的决心。
转型正义未必激化社会对立，如何权衡正义与现实，规划循序推动步骤，并提出具说服力的论述，在在考验主事者的识见与领导能力。走过政治黑狱最终赢得大位者定能领略：唯有理解历史与真相，才能追求正义、促成和解，让国家走出威权阴影。至此，新政府的观瞻与成败，系乎主事者的格局和胸怀。
一直以来，马来西亚至少有两项必须处理的转型正义议题：一是人权侵害议题，诸如五一三事件、茅草行动、赵明福命案和其它羁押期间的死亡案件；二是滥用制度暴力，尤其是警队贪腐滥权，司法公信不彰。继任执政者必须正视、查明、防杜和禁止。
首次任相的安华踌躇满志，半年下来，打击贪腐却避讳威权余毒，经济日见羸弱，贫富不均持续扩大，口号治国华而不实，在转型正义议题上也交了白卷，未见积极且明确的作为。许多积压多年的案件至今真相不明，没有元凶和加害者，受害者冤屈仍在，社会伤痕几十年来难以愈合。
几次政党轮替后，人权遭到国家机器侵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，过去威权体制的文化霸权论述仍未消散，威权政权时期的旧习性、旧思想依然存在，官僚体系内的威权遗绪并未清理。对于威权统治的历史，社会认识仍然不足。随着时间日益远去，我们到底要留给后世什么样的历史正义？
安华当年创党起名时，似有“以人民之名、以公平正义为本”之意，以推动正义为职志。这一回应当珍惜二度执政契机，从世代正义、居住正义、环境正义、劳动正义到分配正义，形成政府治理的核心价值，切勿辜负选民所托。
倘若政府不愿积极处理，官方投入依然不足，民间唯有自力串联推广转型正义理念一途，继续倡议政策监督，倡导公共讨论，直至转型正义被普遍接受为止，毋须怀忧丧志。
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实现首度政党轮替后，部分社运团体的能量被希盟政府吸纳，让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重新经历一段摸索期，直至近年才再掀波澜。
与此同时，在公民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媒体，自威权崩解后却没有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，无法促进价值与政策辩论，反而迅速党派化、琐碎化，追求即时性、娱乐性、点阅率，让箇中浅碟现象彻底掩盖了公共讨论，罔顾未竟的历史大业。
威权统治对人们造成的最大影响，往往不是威权统治本身，而是心灵的禁锢与想象的贫乏。转型正义踽踽独行，历史伤痕未曾抚平，不啻证明马来西亚与文明国家社会还有明显的差距。
当前马来西亚仍有拒绝转型正义的逆流。要落实转型正义，遏止威权复辟，就必须挖掘真相，建构基本事实，正视历史错误。
究其实，转型正义工程不是一蹴可及的目标，既不是只为受难者伸张正义，更非为了诉诸仇恨制造社会对立，而是反省过去的不公不义，用自由民主体制来保障人权，恢复人民对国家体制的信任，让国人知道人权教育的重要。
了解历史真相，才能跨越过去，走向和解。这才是转型正义的重要价值。
谢伟伦，时评作者，曾任职主流媒体，目前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。
本文为“赵明福逝世14周年特辑”文章，由赵明福民主基金会组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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